《红高粱》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故事的主线是“我”的爷爷和奶奶，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是高密东北乡。“我”的爷爷叫余占鳌，奶奶叫戴凤莲，至于高密东北乡这个地方作者对其做过如下的描述：“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方，这就是高密东北乡。”

“我”爷爷余占鳌，他勇敢剽悍、风流倜傥，他是高密东北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又是精忠报国的英雄，他所有类似于土匪的行径几乎都合乎最善良而单纯的人性之美，因此他似匪非匪，他杀人越货却能得到谅解与宽恕甚至让他的子孙为之骄傲。

“我”奶奶戴凤莲，做大姑娘时因为有一双难得的小脚和姣好的面容，被拥有高粱酒作坊的财主单廷秀看重，曾外祖父为了钱财小利不惜将刚满十六岁的戴凤莲嫁给了单廷秀得麻风病的独生儿子单扁郎。

而“我”奶奶戴凤莲她不甘嫁给麻风病人单扁郎，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虽然生活在封建社会，从小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工，可她却不亚于一个女中豪杰，她目光长远，敢作敢当，她积极鼓励爷爷抗日并且自己也是一位抗日的女英雄。她得到了爷爷的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我”的父亲余豆官则确确实实地印证了那一句：“虎父无犬子。”麻木懦弱的晚辈们则在祖、父辈们创造的辉煌历史面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但同时，那明亮的光环又指引着晚辈们的回归之路。

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华西都市报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中，我不敢说《红高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上限，上限是不存在的，可是我可以说，《红高粱》为我们给出了一个下限，这个下限的意义就在于，作家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小说是人写的，前提是你这个人必须是解放的，起码你的内心充满了解放的动机。

——新浪网